太不恭敬了，莫说你只是个区长，就是县长、省长，你也是他的孙儿，你也得孝敬他！”
“娘，我心里急得出血呢，哪顾得了许多！”陶禄生将事情的严重性细细叙说一遍，问，“娘，你晓得公公把田契藏在哪里吗？”秋莲眨眨眼，连连摇头：“使不得使不得，那是你公公的命根子，你拿了它，就是要了公公的命呢！”“让他现在心疼一阵子，也比将来当地主挨斗强！娘，不用您去拿，指点一下就行，让公公骂我吧！”陶禄生说。秋莲慌乱地朝陶秉坤房内瞟了一眼，摆手道：“我不晓得不晓得！”
陶禄生只好自己去寻。祖父有用坛子藏钱埋在火塘里的习惯，但田契估计不会这么藏，容易霉烂。他走进陶秉坤卧房，打开柜子和书桌，仔细查看一遍，里头尽是祖母遗留下来的旧衣物和碎布头之类，一股陈年气息。把头伸进床底看了半天，也没发现可疑之物。床垫被他掀起，扒开铺草找，也没有收获。他将床重新铺好，手无意中触到那只四方的长枕头，抓住一捏，发现里面有硬物。他将枕头拆开，从里头掏出一个小小的红漆木匣来。小时候，他见过这个木匣，它是祖母的首饰匣。他把匣子打开一看，里头果然是一卷田契字据。
陶禄生揣了田契走到阶基上。太阳已经落土，陶秉坤还在菜园里忙。秋莲在门槛边择菜，忧心忡忡地望着儿子。陶禄生望一眼祖父躬着的背影，不觉起了恻隐之心，眼角就有些湿。他晓得祖父这一生非常不易，他的作为对祖父来说意味着几十年梦想的破灭。可这是没办法的事。这时二叔玉山、哥哥福生和祖父请的长工莫胡子一人挑一担红薯吭哧吭哧进了院子。陶禄生连忙下了阶基，过去打招呼。玉山和福生见了他，都十分惊喜，将红薯倒在堂屋里后，围着他说长道短。他们的汗气里和言语中，都有一股清新甜腥的红薯气息。说了一气，玉山瞥见他手中的田契，疑惑地：“禄生，你这是？”
他连忙把二叔和哥哥拉到一边，避开莫胡子的耳朵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严肃地说了一遍。玉山问：“禄生，真的非得这样么？”他点点头：“非这样不可！否则会累及全家。事情若不是这么严重，我也不会急急忙忙赶回家来。二叔，哥哥，公公是不会主动卖田的，我又不便出面，这事只有请你们鼎力相助了。凡是公公买进的田，都要卖出去，一丘也不能留！”玉山皱眉想了想说：“既然非此不可，那就依你的办吧，你是区长，大概不会错。可如今田贱得很，你公公买田才一个多月，田价又跌了很多，只怕值不了几个钱，划不来呢。”陶禄生说：“顾不了许多了，再贱也得卖，送也得送出去，只要不当地主，怎么都行。你们听说谁想买田吗？”福生说：“上次公公买田时，玉贤叔就羡慕得流口水呢，几次跟公公说，想要公公匀几丘田给他，公公没答应。”陶禄生点点头：“好，你们去办这事吧，卖给谁都行，脱手越快越好。还有，你们暂时莫声张，莫让公公晓得了，脱手了再跟他讲。”
陶禄生将须脱手的田契清出来给了二叔，把余下的放回祖母的首饰匣里，再塞进枕头照原样摆好。陶秉坤从菜园里出来，回卧房里去了一次，吃饭时虽绷着脸不说话，却也没有发作起来，陶禄生就揣测，祖父还没有发觉田契缺失。
放下饭碗，陶禄生就冲二叔和哥哥使眼色，催促他们快去村里找买主。他们走后，他就找了些草料，在禾场里一边喂马一边忐忑不安地等消息。等了两袋烟久，夜风很有些寒意，他便回到屋里的火塘边去。陶秉坤正拿着火钳，在火塘灰里煨红薯，火光映出一张布满皱纹的古铜色的脸。满屋子弥漫着红薯的焦糊的香味。陶禄生坐在小板凳上，默默凝视着祖父岩石般的身影。陶秉坤从火灰里扒出一个煨红薯，轻轻捏捏，见已熟软，便拍拍灰，往陶禄生面前一递，似乎祖孙间并无半点芥蒂。陶禄生双手接过红薯，立即烫得一哆嗦，红薯掉回火塘里。陶秉坤歉意地道：“哦，我忘了，你的手上没有茧的。”说着拿一根筷子往那个红薯里一戳，然后举起重新递给陶禄生。陶禄生正要将红薯往口里送，哥哥福生进门来，从他的脸色看，事情有眉目了。陶禄生的手就软了一下，那个红薯变得很沉，他索性把它放回火塘边。此时此刻，他无法享受祖父的善意，也无法正视祖父一无所知的目光。
夜深时福生悄悄告诉他，十几亩好水田，都卖给远房堂叔陶玉贤了，只是价钱比原来买进时便宜了一半。还剩下的七、八亩，二叔带着田契到庄坪去了，听说那里有人要。陶禄生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到门外望望山谷上空，天幕上星星也变得清晰而明亮了。
翌日清早，鸡还没出笼，陶秉坤到菜园里点萝卜籽去了。长工莫胡子打着呵欠，扛起锄头正要上山，被陶禄生拦住：“莫胡子，你不用到我家做工了。”莫胡子惊讶道：“要辞我？为什么？”陶禄生解释道：“不是看不起你，是我家不能请长工，我是共产党的干部，怎么能干这种剥削人的事呢？”莫胡子急忙道：“没有剥削我呀！供我吃，供我住，一年有几石谷的工钱，过几天就开一次荤，我还从没碰到过这么好的雇主呢！”陶禄生耐心地道：“雇工就是剥削，你应该有这点革命觉悟，把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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